中国足协答辩状回避“答辩”

　　12月31日，正在香港观看省港杯比赛的吉利俱乐部常务副总经理鲍仲良接到天河区人民法院民庭庭长的电话，称中国足协的答辩状已经送达，然而，等到吉利方面拿到这份答辩状，发现其标题并非“答辩状”三字，而是“管辖权异议申请书”。应该在法定期限内将自己的答辩状送达的中国足协虽然遵从了这一法定的时间，但还是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答辩” 这一个关键之词，给人一种似乎还并没有从“管理者”的位置上走下来的感觉。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份“申请书”？它是不是可以等同于“答辩状”呢？记者采访了合邦律师事务所的黄志威律师，这位曾经任职于《体育参考》报社的前记者站在法律的角度为我们审视了中国足协的这份“申请书”。

　　“虽然中国足协没有使用‘答辩状’这个名词，但由中国足协提交天河区人民法院的这份材料可以说是一份典型的答辩状，并不存在着中国足协只是提交了一份申请还并没有进行答辩这种情况。不过，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份申请书的名字倒确实存在很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对‘管辖权’一词的运用。通俗地讲，所谓管辖权，它所指的是某一个案件是不是应该在哪一个地方的法院审理的问题，具体到吉利这宗官司，就是指吉利是应该在广州起诉还是在北京起诉的问题，而从接下来‘申请书’的内容来看，它所要表述的显然并不是管辖权的问题，而是法院究竟应该还是不应该受理此案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标题可以说是犯了一个明显的张冠李戴的错误。

　　“吉利状告中国足协这个案子，吉利方面可以说是打了一个擦边球，因为中国足协尽管实际上是在行使着行政机关的职能，但从法律角度来看，它的注册形式只是一个民间团体，如果吉利以对其处罚不服为由提起诸如行政诉讼的起诉的话，那么法院将很难予以受理，当年松日俱乐部准备状告中国足协不作为，便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未被法院受理。另外，由于吉利与中国足协在关系定位上又存在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吉利又不可能对中国足协的处罚结果提起诉讼，所以它选择了中国足协将处罚决定散发给有关新闻单位造成了名誉侵权这个角度来打这个官司，起诉的本身并不是针对处罚决定的本身，而是传播的后果。

　　“中国足协在这份申请书中多次提到了《国际足联章程》、《亚洲足联章程》和《中国足球协会章程》，并以其中的有关规定作为吉利不能够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据，但在实际上，适用于本案的法律只有三个，那就是《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至于那几个章程，它们只不过是民间团体内部的一些规章制度而已，并不具备法律上的约束性，因此也不可能被法院采信。

　　“众所周知，吉利状告中国足协是因为在它看来自己受到了不正确的处罚，如果就这方面的内容直接来看的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相关规定，解决问题的法律依据确实只有向体育仲裁机构提出调解、仲裁的申请，具体到吉利来说，也就是只能向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而实际上，这方面的工作吉利也已经做了，只是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期望的说法而已。事实上，问题发展到这里，一个新的法律盲点也就出现了：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满或不被理会，申请仲裁者又该怎么办？这一点在《体育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而从现实来看，类似的问题已经出现，因此制订相应的法律已经成为一种必需。”(记者程曦)

　　不移交证据就是犯罪

　　近日，人们非常关注司法何时介入，对有关部门迟迟不将有关材料转向有关部门表示深深的忧虑，为此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北京新元律师所律师张建华。

　　张律师说有关部门要尽快将手中的证据移送到司法机关，如果拒不移送不仅将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而且极有可能触犯《刑法》构成妨碍司法罪。张建华说：有些裁判将钱送回俱乐部，俱乐部也有“私了”之意，这是不允许的，根据《刑法》规定，只有自诉案件可以“私了”，公诉案件不能“私了”，只能通过国家法律解决，从裁判收钱的数额看，绝对是公诉案件，不存在“私了”，当然，如果裁判收钱达不到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是可以“私了”的。张律师说：如果裁判想减轻甚至免除处罚，必须自首，也就是说，要把自己置于司法部门的控制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免除处罚。即使如此，也必须有法院作出，俱乐部和体育局无权对裁判减免罪责。

　　据有关人士透露：体育总局纪检监察部门正密切重视省体育局的举动，如发现他们掌握了裁判犯罪事实而拒不移送司法机关，我们立即将此情况通报浙江省纪委，由他们严肃处理。(特约记者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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