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青雷北京报道面对这场聚讼，记者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韩玉胜、法学博士李健龙和建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严威以及崔永元探讨了人们关心的“司法介入”问题。

　　行规不能违法

　　从“博斯曼法案”后，人们越来越明白———行规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在中国的法律条文中也有明确规定，各行业协会的内部规定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法律条文，否则既为违法。所以至今还在很多人嘴里念叨的“国际惯例”，实际上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成为问题。有人说面对技术难度较大的案子，司法部门可能不受理。专家指出，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在较高级别的司法机构，因此只要上诉总会有结果的。

　　与《行政复议法》和《劳动法》无关

　　曾有人提出的行政复议方案被专家一致推翻，中国足协不是政府行政机构，无论它隶属体育总局还是中华体总，都不能改变它在民政局注册的民间团体性质。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的一位女士指出：“处罚条理是以‘中国足协’的名义发布的，即使以‘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名义发布，也不是行政行为，因为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只是一个事业单位。总局不会受理这样的行政复议案件的。”至于按《劳动法》上诉，专家认为其实中国足协和俱乐部以及和球员之间不是劳动关系，不存在剥夺劳动权的问题。实际上每年被国际奥委会因各种问题处罚的运动员也属于这种情况，但是不能说这是剥夺了劳动权。

　　可以诉诸“名誉侵权”

　　专家认为从目前的司法角度看，球员和俱乐部如果以“中国足协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条件做出公开处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侵犯了俱乐部和球员的名誉权”状告中国足协是可行方案。但在此“原告举证”成为问题的关键。人们可以说既然当初国安和申花能打出9比1，我们为什么不能打出11比2？在法庭上，需要的是事实依据。”

　　最令大家担心的是司法公正问题，如果当事双方因为某些因素不能“平等的站在法律面前”，那么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人们都怀疑一个俱乐部、一个球员是否真有能力与中国足协抗衡。

　　最好的突破口

　　“疑罪从无”恐怕是近来最知名的法律术语之一，即使所有人都认定这两场比赛是假球，没有证据就不能被处罚。中国足球的困境正在于，俱乐部如天下乌鸦一般黑，却又苦于取证难。法律专家一致认为从法律实施的角度讲难度很大，渝沈之战后，中国足协查账时两方的账目“清清楚楚”，“现在的俱乐部不只有这一项产业，从其它渠道走账非常容易，查起来很困难。有些交易根本不走账。”

　　在此专家们倒是指出了一个可行性方案：“假球和黑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司法的角度，尤其是从实施的角度来说两者有很大的不同——技术难度的不同，查处黑哨更具可行性。因为一个裁判的执法收入和其它收入应该是有明确数额的，如果实际收入畸形，肯定有问题，而查一个人的甚至查十个个人经济案都显然要容易的多。只要查出一个‘巨额收入来源不明’，就很可能牵出一系列俱乐部的问题，再从这点进入问题就比较容易查清。

　　这些收受贿赂的裁判自己心虚，不可能顽抗到底。这在历史学的名词当中叫做‘小切口深层次’。唯一的问题就是中国足协是否主动请司法部门清查自身，传闻并不能促使法律机关直接介入，必须有检举人检举。这个检举人中国足协最合适不过了。因此第一步就要看中国足协的敢不敢于向自己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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