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足球的话语空间实际上已成为公众参与和讨
论社会公共领域事务的实验性空间

　　中国足球虽然没有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但还是
在去年引起了社会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我想最重要的原
因在于，关于中国足球的舆论是基于足球而超越足球的，
换句话说，这是因为关于中国足球的话语空间实际上已逐
渐成为公众参与和讨论社会公共领域事务的实验性空间。

　　关于中国足球的舆论主要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上的中
国足球报道表现出来的，而中国足球报道的处境先天就是
很独特的。从80年代以来，写女排、乒乓或者跳水，都可
以援引“冠军文学”的现成套路，可是中国足球却丝毫不
具备这些项目的优势，它甚至连一次亚洲冠军都未取得过。
有意思的是，中国足球的落后水准与足球在中国人心目中
日渐崇高的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进入90年代以来，足球
又成为竞技体育中率先实行市场经济运作试点的排头兵。
所有这些因素都提醒我们，中国足球的改革是与更大范围
内的社会变革相联系的，它所遇到的问题和阻力，对这些
问题的探讨和处理，从而也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竞技体育的
范畴。 

　　“十强赛”客观上为新闻媒介在中国足球报道上的突
破提供了可能性，因为从“十强赛”中所集中反映出的中
国足球的积弊，其实有着更深层的社会与体制的原因。简
单地说，在“十强赛”之前，对中国足球队在历次大赛(
世界杯预选赛、奥运外围赛、亚洲杯、亚运会等) 的报道
主要集中于战术水平的具体探讨，而到了十强赛，报道的
重心才第一次转移到这些问题上：对于中国足球总体发展
战略的反思，对于作为中国足球决策与管理机构的中国足
协能力与效率的质疑，对于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甲级联赛的
重估等等。

　　在传播学上有个著名的“议题设置”理论，即“受众
通过媒介不仅了解公众问题和其它事情，而且根据大众传
媒对一个问题或者论题的强调，学习应该对它予以怎样的
重视”。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看似复杂的理
论：在一次考试中，学生成绩很差，教师在考试后的总结
中对学生说：“大家可以从这些方面来考虑一下为什么成
绩糟糕：第一，听课效率有没有保证? 是不是思想老开小
差?第二，学习方法得当吗?有没有按我说的做?第三， …
…”这就是教师针对考试成绩差这一事实而给出的“议程”
，即应该从这些方面、这些因素予以总结。但是很显然，
这是一个单方面的“议程”，由于是教师给定“议程”，
所以在这些“议程”中先天地就排除了另一些至少应该予
以同等重视的因素：教师的工作是否认真尽职? 课堂讲解
有针对性吗?是否有效唤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习方法的
传授完善吗?  ……将这个例子再还原于大众媒介的环境，
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众传媒由于具备强大的资源(
版面、时段、频道)和技术(各种媒体)优势， 通过对某些
议题的挖掘和强调，能够使公众更加全面地了解涉及一个
问题的各方面因素，从而在更全面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判
断，而这样一些议题在以前由于种种原因成为不可被触及
的议题，成为禁忌，所以这些议题的真实价值，也就无法
进入广大公众的视野。

　　“十强赛”报道之所以被视为中国足球报道的一个分
水岭，原因正在于此，即中国新闻界到“十强赛”报道时
完成了一次意义重大的“议题设置”或者说议题转换，这
是由中国足球改革的实际进程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
“炒作”一词用于描述中国足球报道是没有分析力和不准
确的。

　　“十强赛”结束后，当各地媒介对于中国足球的反思
方兴未艾之时，《给中国足球一个准确的定位》一文发表。
很多人注意到这篇文章发表后两个星期内，各地传媒对中
国足球的讨论陡然降温。其实不需要高深的逻辑，作为一
个球迷也可举出诸多例子反驳《定位》的立论。此后《足
球》报发表陆剑杰教授《足球需要科学理念》一文与《定
位》一文又进行商榷。陆教授是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与全
国邓小平理论研究会理事，他以足球爱好者兼哲学工作者
的身份，指出《定位》一文的实力评估方法是“非系统论”
和“机械决定论”的。以此为发端，各地媒介纷纷发表文
章，表示了对《定位》一文的不同意见。应该说，这是一
种非常值得研究的舆论现象。我想它足以说明：在足球的
话语领域，以行政式“定于一尊”统领舆论的作法，从传
播效果上证明是无效的。如果再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组织传播的方式显然不该用于大众传播的领域，因为在组
织传播中，受传者必须接受组织传来的信息，比如说党员
必须学习上级的文件并领会其精神，如果不接受的话必须
承担相应后果，而在大众传播中，受传者可以自行决定是
否接受以及接受何种信息。

　　笔者之所以认为关于中国足球的话语空间成为了一种
“实验性空间”，主要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中国
足球由于其特殊的背景而成为一个社会议题，关于这个议
题的“话语”，或者说各方面的意见与舆论，不可避免地
有一个相互接触、碰撞的过程(时髦的表达是“交锋”)，
而所谓的“实验性”正体现在这里：不论意见各方背景如
何，能否建立一种公平、理性的讨论机制? 能否为这一“
空间”设计出合理的界限与规则? 能否对“空间”所指涉
的对象——中国足球最终产生建设性的影响?

　　其实这方面也已经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在1997年4 月
份《南方周末》曾发起关于电视直播足球赛的征文讨论，
事情源起于1997年3月12日“超霸杯”万达对国安的比赛，
每当场上出现队员争执或冲突的场面时，电视镜头或者切
入遥远的观众席，或者干脆给记分牌一个大特写。一位观
众在征文中写道：“我感觉自己像是一头驴子，被人拴住，
兜头一盆泔水……‘直播画面’的‘切换’，对我是双重
的、空前的侮辱。”这位读者进而指出，这是一种“暴力”
。这次讨论实际涉及的是观众的“知情权”问题。传媒是
保护和代为行使观众的“知情权”还是以荒谬借口与技术
手段“代为”剥夺观众的“知情权”? 只要不涉及国家机
密或者抵触相应法规，这个问题就应该毫无争议。

　　去年的足协杯，绿茵场上的火爆场面比前年“超霸杯”
有过之而无不及，幸运的是，电视没有再次强暴我们。中
国足球报道的进步，对于受众权益的尊重，就是这样一点
一点累积起来的。

　　新闻媒介关于’98中国足球甲级联赛的报道，承继了
“十强赛”报道以来的议题设置，不断地向中国足球问题
的内核逼进，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对于“假球”和“
黑哨”问题的揭露与深挖，其实呼应的是广大公众建立健
全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愿望，这也可以解释不仅足球圈内
人士，就是普通读者都积极踊跃地在各个媒介畅所欲言。
《足球》报所发的影响极大的文章《我对中国足坛法制状
况的思考》，作者是原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戴大洪。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足协职业部主任马克坚日前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承认，在戴大洪的文章中，确实涉及了“中国足
协需要进一步改革的一个方面”，包括足协仲裁委员会的
选举产生方式、足协与各俱乐部的利益分配等问题。可以
看出，各方面对于舆论监督的态度在向成熟、理性的方向
转化，新闻媒介在足球领域的积极监督已经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