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下午4点钟，刚刚从成都乘飞机回上海不到2个小时的彼德，又坐在了江湾训练基地的球场边上。背对夕阳，彼德一身短衣短裤，拉得高高的足球袜子显得特别显眼，他眯缝着眼睛，望着场地中间正在练射门配合的替补队员和几名前来试训的外援，少言寡语。

　　“你的背伤好些了吗？”

　　“谢谢你，背伤好了，可是心受伤了。”

　　他如此坦率又有些伤感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周日发生的事情，还记挂着呢？”

　　“当然，那是我来上海半年多来，最伤心的一天。”说着，他又摇摇头，把抱在双膝上的手松开来，撑到身后，仰脸望着前方。

　　每次比赛后，彼德都会跟家人通个电话，这次他有没有多说两句，尤其是……他不是还想辞职吗？

　　“我只是告诉他们比赛输了，没有多说什么。”

　　“您不会真的要离开中国足坛吧？”

　　“当了这么多年教练，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裁判……我仍然在考虑这件事情，我还在跟俱乐部进一步协商。”彼德的眼睛仍然盯着远方，自顾自地在絮叨着：

　　“李章洙已经辞职了，韩国人与中国人的性格相似，可他也无法忍受了。今天我从朋友那里还得知，青岛海牛队的奥斯托杰奇也辞职了……都是裁判的原因。我理解他们，这种足球环境是在残害在中国执教的足球教练———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身心是一种损害……会失眠、忧郁，还会胃痛，用不断吃药的方式来解决麻烦……外国教练在中国执教压力很大，你能理解吗？”

　　“辞职是最佳选择吗？”

　　“不能在这里干下去，继续损害自己的健康了。”

　　彼德不愿意再讲什么，他说，“这两天我说得太多了，说得再多，也不会有什么用场，我的权限只在球队里行使，整治中国的足球环境还需要中国人自己来做，提高足球水平不是光光放在嘴上的。”

　　我第一次采访彼德洛维奇，是在去年年底，那时他与申花俱乐部就是否执教申花的谈判刚刚结束。谈判成功而愉快，尽管合同还没有签，可是彼德已经得到了申花俱乐部的聘用。

　　站在会议室里的彼德显得很疲惫，但是苍老的脸上写着一份释然。他手里拿着一串蓝白相间的珠子，不停地把玩着，有点像信佛教的人虔诚地捻佛珠，他说，这串珠子是他在希腊执教时的球迷纪念品，是一种吉祥物，希腊的足球教练都有这样一串东西，在最紧张、重要的场合，就会摆弄在手里，以求得保佑和调节情绪。

　　千里迢迢来到上海与申花俱乐部谈合作的事情，对于彼德来讲一定也是一件及其重要的事情，否则他怎会在西装口袋里也装上一串缓解压力的幸运珠？！

　　“我是一个认真的人，那天，我冲到球场上，本意是想拉开我的球员，我害怕他们再吃牌，但是当我看到那位裁判以后，我忽然想起了发生的事情———他所犯的错误。我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冲上去，只想告诉他我的气愤……有人说我打他了，事实上，我身边的人甚至没能让我碰到他，我倒真希望能碰到他……”

　　彼德曾经说过，也许他们这帮南斯拉夫教练来中国太早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在欧洲的职业足球俱乐部执教多年的足球教练，而在如今的中国，可以说还没有职业足球，只有半职业化的足球。

　　今天，彼德又接着说，“裁判的错误，会抹煞教练的执教能力，等于把一名足球教练推上绝路。”

　　申花的队员评价彼德只有一句话：他是一名很务实、很敬业的教练。据说，彼德刚来上海时，申花俱乐部在居住等条件上并没有完全兑现合同上的条约，彼德并没有因此而有激烈的“反抗”行为，他对朋友说，这让我更加知道如何为人处事了。

　　现在，我们开始叫他老彼德了，老彼德仍然一个人住在上海，半年了，到过上海的哪些地方参观？

　　“我有时间吗？要说的话，就是中餐馆去得最多了吧，有十几家了，就是叫不出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