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您的福，也谢天谢地，我终于写完了这本《临门一吻》--断断续续，历时一年又两个月。

　　坦白地讲，一名专业足球记者，突然写起小说来，而且是洋洋几十万字的长篇，还言什么情，多少有些"狗拿耗子"之嫌。

　　可能是命中注定，我本就该是个"狗拿耗子"的人吧。比如，我上大学学的是理工科，后来的工作却成了耍嘴皮子的主持人和耍笔杆子的记者。

　　用"狗拿耗子"定性的同时，也注定了我无力在"拿耗子"的过程中像"猫"一般的轻车熟路与游刃有余。

　　"费劲"，是我在写这本小说的一年多时间里，一直挥之不去的最深切的感受。

　　如果我要说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读过类似《飘》这样的外国小说，您也许还可以相信；

　　如果我要说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读过类似《子夜》这样的中国小说，您或许也能相信；

　　但如果我要说在此之前，我连类似于《红楼梦》、《水浒传》这样的古典文学名著都未曾读过，您肯定多少会有些怀疑。

　　但是，我不得不告诉您，这是真的！而且，事情比您想象的也许还要严重得多--我连王蒙、贾平凹这些文坛巨匠的经典之作；甚至当今很火的王朔、池莉……(对不起，实在再想不起别的作家名字了)的新老力作都未曾拜读过……这么说吧，我几乎没完整地读过任何一部超过3000字的小说。

　　我一直在问自己：你念书的时候，都他妈的干什么去了？

　　当然，"没读过小说"这一个"后天不足"并没有让我将"写一本小说"的念头放弃。

　　我当时不知道，这个"后天不足"在后来几乎给了我致命的打击！

　　当我动笔之前，头脑里尚且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构思、情节设置发时候，我已经将要写的这本小说的名字想好了--《临门一吻》。

　　到现在也无法说清，自己为什么会为小说起这样的一个名字。我想那是一种感觉，一种直觉，一种突发奇想和一种命里该然吧。

　　我相信，《临门一吻》这部小说不管我写得怎样，至少，她拥有着一个属于她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名字--这一点，我从未怀疑过。

　　在开始写小说第一章的时候，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小说的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的设计--以"射失点球"作为开篇，以"临门一吻"作为结束。我当时打死也想不到，我小说的开头与结尾之间竟然隔着那么多的文字，隔着那么长的时间--如果我当时想到了这些，我想我的决定9999999……%可能是一个字：歇！

　　只是，我那愚笨的头脑却没有足够的预见力与判断力--我怡然自得地落了笔，像一个早已处于一支枪的瞄准镜里面，却依然尽情玩耍着的孩童……

　　坦白地讲，我并不是一个十分狂妄的人--至少在大多的时候和看待大多数问题上，我还是相对理智的。

　　比如，写小说之前，我压根儿没有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写出一部好的小说。但，我对自己写出一本小说来，还是不以为然的。

　　不就是写吗？！要知道，五六年来，我至少写了250万字以上的足球文章，把几万、十几万字堆积起来，凑成一本小说(不是多好的小说)，又有什么可难的呢？

　　回过头来想，当时我对待我看起来要求并不很高的这件事上，我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严重错误，我大大低估了写小说的难度。

　　就像是一个跑过一万米的人，在兴致勃勃地嚷着要参加42公里又195米的马拉松之前的那种想法：不就是跑吗？又不是非要求多长时间之内跑完--三四个小时跑不完，八九个小时总能跑下来了吧？

　　然而，事实是，很多人在没有任何速度与时间限制的条件下，没有跑完全程就难以为继了。

　　我想，我犯的错误和他们是一类的。

　　在写这本小说整个过程中，我大概有四五次已经发誓决定"放弃"了。当然，"放弃"并不是指写到一半不写了，而是想赶紧给小说安上个结尾，草草收场，早早结束这个自己为自己编织的噩梦。

　　只不过，有时"放弃"与"继续"两者之间，你很难真正分清究竟哪一个更难，哪一个更容易。

　　于是，因为分不清难易，所以，我按惯性选择了"继续"。

　　写东西是需要有感觉的。这一点我想每个念书时不论是写过作文，还是写过检查的人都曾有过切身的体会。

　　我不得不承认，在写《临门一吻》的过程中，"找感觉"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近乎一种折磨。我常常要在刚写了几千字有关足球的稿子之后，又继续写那个好像永远也写不完的小说。

　　在写足球与写小说相互交替的过程中，我始终无力做到"脑筋急转弯儿"。我曾经把自己的体会比喻为：一名厨子，刚炒完了一道鱼香肉丝的中餐之后，又马上要去做一盘水果甜点的西餐。

　　于是，许多时候，把足球的稿子写完放在一边之后，我要用很长的时间去寻找那一份写小说的感觉。我常常会呆呆地坐在那里，先让自己的脑子静下来；然后，再翻看一遍上一次写的小说，甚至会把最后一两页再重新抄写一遍，静静地等待那份"感觉"的降临。

　　我就这样艰难地写着。我的书包里永远都放着一本稿纸--无论是在北京、广州、上海、昆明，也无论是在贝尔格莱德还是中国香港……我走到哪里，就把稿纸带到哪里，小说也就写到哪里。

　　我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的确缺乏足够的功力--写小说的功力，写长篇小说的功力，写好长篇小说的功力……正因如此，写起来的时候我始终有一种如坠雾中的感觉。

　　小说写到八九万字之后的几万字，是我自认为写得最差的一部分--节奏拖沓、情节不清、文字苍白，甚至不知所云。小说像一个在熙熙攘攘的早市里走丢的孩子，在擦肩接踵陌生的人群中，找不到亲人……我当时能够做的就像是下棋的人在耳边最后读秒的"5…4…3…2…1"声中，只能走一步仅仅是为了不至超时判负的"磨棋"--狗涎残喘般地垂死挣扎……

　　后来，事情渐渐地有了好转，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小说中那个叫"谢玲"的新人物诞生了。我忘了我是怎么想起要写"谢玲"来的，我只知道我原来设计的人物中压根就不存在这个女孩。

　　感谢"谢玲"的出现，她让我找到了新的"文字增涨点"--我在新的感觉下写下了"谢玲"的全新登场；写了"彭一峰"与"谢玲"的那一夜；写了"彭一峰"的那首《我知道这世上感觉孤独的人不仅仅只有我自己》；同时，也因为"谢玲"的出现，"彭一峰"、"罗亮"、"司马慧"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了，"怡静"也被激活了……我的小说和写小说的我也被"激活"了。

　　所以，我对"坚持"这两个字又有了一分更深刻的理解了。

　　我坚持到了新一天曙光的降临。

　　"你真的在写小说？"有一天，我上海的同行，也是挺好的朋友小姬在电话里有些吃惊地问我。

　　"啊，怎么着？教我两招吧"我说。

　　"我读的小说不要太多！"小姬用上海人这种独特的句式对我说，"你要想把小说写精彩了，一、一定要把人写'死'！二、一定要有性爱的描写……还有，不是也写足球吗？那就把假球、黑哨的内幕写进去！有了这三点，我看就不会没人看……"

　　感谢小姬。我知道他说的实实在在是为我和我的小说着想--虽然，想来想去，我并没完全按照他提示的几点去写。

　　比如：性爱。

　　小说中大概只有在"彭一峰"和"谢玲"之间有过一小段不到一百字的性爱描写，却也是十分隐晦--用的是浪漫笔法而非写实。

　　至于所谓的假球、所谓黑哨，我只字未提。主要原因是平时写足球我都懒得写这些写也写不清楚的玩意儿，又谈何把它们写到小说中去呢？

　　至于"死"。坦白承认，我无力抗拒在小说中不去触及它。是的，小说中有人"死"了；写到有人"死"了的时候，我哭了。

　　"董路，你写的彭一峰就是你自己吧？"

　　我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了，凡是知道了《临门一吻》是我写的、又读过报上连载的一些熟悉的朋友，都在问我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十分十分难回答的问题。难就难在：如果我回答说"彭一峰不是我"的话，别人不信；如果我回答说"彭一峰就是我"的话，我自己不信。

　　当然，由于职业、性格、语言等等太多的相似之处，尤其是我又是小说作者的缘故，我与小说中的"彭一峰"不经意之间还是常常被为数不少的朋友在心里划上了等号。

　　"那罗亮是不是某某？"

　　更多的人同时也在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问题中的"某某"几乎包含了所有曾经或正在效力于北京国安队，并且有一定知名度的球员--从周宁、高峰，到徐阳、陶伟……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要更容易一些。如果你有一天见到他们中的一个，问："罗亮是你吗？"，我想他们十有八九会反问你一个问题："罗亮是谁？哪个队的？"

　　如果你真的特想把《临门一吻》这本小说和现实生活紧密相连起来，非要把其中的人物一一对号入座并乐此不疲的话，至少我不会打击你的积极性的，我会告诉你一首歌词--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不是也是；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说是就是是也不是。"

　　两三包"中南海"、两三听可口可乐、两三枝笔、一本稿纸、一个CD机和一张CD盘……这就是我写小说时摆在桌子上的全部物品--像一个很小的"作坊"，很小的"作坊"里也许注定生产不出太"大"的产品。我知道。

　　黑夜、寂静，黑夜的寂静与寂静的黑夜；自由、孤独，自由的孤独与孤独的自由；

　　这是我写小说时的环境与心境，我感受它们，并且感谢它们。

　　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抬头看眼前的一面镜子，有时一看就是几分钟，十几分钟。

　　如果不是写《临门一吻》，我不会去认真看什么镜子；如果不认真看镜子，我也许永远也不能收获两个新的发现--

　　第一，我发现我苍老了，我脸上的皱纹和我眼眶四周的黑圈；

　　第二，我发现一个人从镜子里永远看不到自己在闭眼，也看不到自己的眼珠在转！只要你看着镜子，你和镜子里的你两者之间只能是一种目不转睛的正视。

　　我真正的发现是：音乐的作用实在太奇妙了！每当我听完歌或者听着歌的时候，我写作的灵感往往会止不住地涌现出来。

　　现在，我愿意把这一年多来，我所听到的对我写《临门一吻》最有帮助的几首歌推荐给大家--也许这些歌并不是你最喜欢听的，但我要说，它们让我茅塞顿开。

　　这些歌有--

　　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别误会》；有孙楠的《你快回来》；有动力火车的《无情的情书》；有伍佰的《挪威的森林》和《浪人情歌》……

　　当然，我听得最多的还是迪克牛仔的那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我正是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这首CD，一个字接一个字地把《临门一吻》的最后的结尾篇章写完的。

　　那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是一首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听的歌。

　　小说写完了，我也该和我笔下的彭一峰、罗亮、司马慧、谢玲、怡静告别了--这让我多少有些伤感。

　　一年多来，我无数次走近他们，感知他们。我像一个判官一样，用我的笔决定着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爱与哀愁……我小心翼翼、我犹犹豫豫、我瞻前顾后、我设身处地、我诚心诚意，我生怕伤害他们，但，遗憾的是，我最终没有真正地做到。

　　所以，我要跟他们说一声：对不起！尽管我知道他们还都年轻，他们未来的一切都将会变得美好起来……

　　因为，无论他们是怎样的性格，无论他们是多么不完美，每一个人都有着善良的本性，我一直坚信：好人终归会有好报。

　　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了--至少看过报纸上小说连载的每一位朋友都值得我去真心感谢。如果没有他们的关注，《临门一吻》只能成为悄然无息的泥牛入海--我脸皮再厚也不敢集结出版，真的！

　　感谢华艺出版社的赏识，感谢郑治清编辑。郑老师给我的许多建议、意见，都让我受益匪浅，让《临门一吻》增色不少。

　　感谢"创意先锋"的哥们儿姐妹儿，他(她)们为《临门一吻》的面世所付出的辛劳与智慧让我难以忘怀。

　　当然，我还要感谢一下我的父母--两位《临门一吻》并列第一的读者。他们对于我的帮助、关心与支持也许和别人的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但我仍要感谢他们为我以及《临门一吻》所做的一切、一切。

　　我的父母曾经一同写了一篇2000字的文章，题目叫《＜临门一吻＞是这样写成的》，讲述的是他们目睹的、我写小说的种种艰难与辛苦，他们很希望能把这篇文章登在我主编的报纸上。但，我狠心地拒绝了。

　　只因为，我宁愿让人骂我自吹自擂，也不愿意让人说我的父母"舐犊情深"。

　　那篇文章如今在我电脑的文件夹里存着，我会永远地把它保存下去--那是我的父母送给我的最好的一件礼物。

　　现在，我依旧听着CD机里的那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但我的脑子里想的都是"有多少小说可以重写"--我知道，《临门一吻》远远称不上是一本好小说；我也曾经想过如果条件允许，让我重新写的话，一定可以写得更好一些--只不过，就像是足球场上你错失了那绝好机会的"临门一脚"之后，可能已经无法再将之挽回了。这是一种遗憾，很深很深的遗憾；更遗憾的是：这本应该由我自己承受的遗憾都要由您们这些花钱买书的无辜的读者朋友去分担了。

　　所以，我决定留下我的通讯方法，如果您看过小说心有积怨的话，就写信来骂我、发泄一下吧。坦白地讲，这是我应该做的--"拿人钱财，予人消灾"嘛！

　　最后，我想说的是：

　　我觉得写《临门一吻》的一年多时间是我迄今为止三十一年生命中最特别的一段日子，我不想再强调我的辛苦，我的痛苦，我的无助与我的无奈--所有的一切，都是一种经历--经历只是经历，经历也许本就该没有"定语"。

　　在写作过程中每一个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开始脱衣睡去--我从黑夜等到黎明，我看见了阳光犹如看到了希望，所以，白昼喧嚣的都市里，我睡得很沉，很香--

　　我枕着的是阳光，是希望！我知道。

　　我愿意将它们与所有读过《临门一吻》的朋友们分享，然后，轻轻地说一句--

　　感谢生活！

　　最后的最后，我想说的是--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祝人世间所有曾经失去的爱，都可以

　　从头再来！

　　董路

　　公元2000年岁末

　　于北京龙湖温泉酒店5004房间

　　附

　　作者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里甲10号楼1706室 100045

　　E-mail:donglumail@263net